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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大讲堂 | 贸易背后的深层博弈
  • 讲者 秦晖教授
  • 日期 21.12.2018
  • 地点

 

讲座内容

 

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贸易战」成为我们经济政治生活中无法忽视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在2008年的时候,甚至更早期,秦晖先生就开始思考中国模式的崛起对世界格局的影响。在2008年他就提到中国模式的崛起会造成一个后果,就是会摧毁或者说严重的威胁到西方的福利社会制度。他在当时就预见到会有西方的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贸易贸易壁垒重新会被树立起来。

 

到了2016年,川普的上台和英国的脱欧,已经证明秦先生的预言惊人的准确。

 

今天我们荣幸的请到秦晖先生为我们,从「历史」与「逻辑」两个角度,为我们解读贸易与贸易背后的深层博弈。

 

 

教授介绍

 

 秦晖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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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教授,广西龙胜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著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再认识》、《问题与主义》、《传统十论》、《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耕耘者言》、《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江浙乡镇企业转制研究》、《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现代化:中西社会公益史比较研究》、《实践自由》等书。

 

讲座正文节选

大家知道最近这些年中美关系或者更广义的讲——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出现了恶化,这种恶化程度是过去几十年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的。但随着一次次谈判的进行,我们会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能听到的解读,大致有三种声音:

 

第一种,就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不久亨廷顿就提出了所谓「文明的冲突」

在他看来所谓的文明冲突主要就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儒教文明的冲突,最糟糕的一种现象可能就是伊斯兰和儒教联合起来对付基督教。他后来也有做过预言——中国和美国关系会越来越糟。那么按照这个预言,就是基督教和儒教的冲突了。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听起来很新颖,实际上是最没有内容的一种解释,就叫做「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简单来说,就是这种观点认为,因为恐惧被超越,第一名和第二名总是存在矛盾的,不管他们从文化上、社会制度上是否一致。

 

第三种解释是最近一年人们越来越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中美的或者中西的矛盾,并且有不断深化为新冷战的趋势。

 

现在这些人提到「新冷战」的时候,很多人还是把新冷战比拟为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国家利益的冲突。但是大家知道,冷战,当然不是纯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是社会制度的冲突。

 

所谓冷战的两个特征——第一,它并不是真正的动刀动枪,而是双方搞的一场和平演变的竞争。第二,更重要的是竞争的对手。虽然是有两个国家做代表,但实质上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不管怎么说,这里讲的都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这三种解释中,我认为前两者是完全不能成立的。首先假如说中国和西方的矛盾是基督教和儒教的矛盾,那么如何解释中国从1949年到1990年是全世界最不儒家的地方。尽管这几年尽管最近这十多年所谓的国学热、儒家热讲得很多。但仍无法对过去的几十年反儒做出解释。

 

再来说说修昔底德陷阱。我觉得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说法名词很新鲜,但是里面是了空无一物,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支撑。没有任何人证明过第一名为什么就一定要扼杀第二名。

 

「不喜欢被超越」和「扼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要说老大不喜欢老二超过自己,我觉得这是人之成熟。大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老二,会没有任何一个老大会希望老二超过自己的。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如果你当了老大都是这样,但是老大不喜欢老二超过自己,和老大不顾一切的要掐死老二,这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其实我们如果看看历史就会知道。首先是1895年当时的世界老大英国就被德国超过了;到了20世纪初,美国又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老大了。可以说每一次被超过的对象都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们都没有拼死的去阻挡。

 

因此你说老大和老二的矛盾肯定会激化,至少在19和20世纪,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修昔底德陷阱」是根本不能解释这些的。所以我们可以讲今天中国要成为经济老大,可能让美国和日本不高兴,但是这既不是他们各自与中国拼个你你死我活的理由,也不是他们两国会化解前嫌,联手与中国对抗的理由。

 

所以现在很多人又开始注意到贸易战背后是制度性的冲突。但是中美的政治制度从来都没有想通过,甚至以前的差别可以说是更大。那么现在如果说是「新冷战」,依旧谈的是市场经济标准。

 

中国的确有些地方是非市场化的,但是美国和西方也有很多地方是非市场化的,比如说带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福利。

 

如果我们从「国家承担公共服务责任」方面来讲,不必说欧洲一批高福利国家,即便是美国这样一个号称是最不福利国家,承担的责任也比中国的多。

 

再从「国有企业」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中也有很多国家是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的。欧洲很多国家都搞过生产社会主义。法国英国都曾经搞过几十年的国有化,尽管他们在80年代以后开始搞非国有化了,但是有些国家国有企业的占比仍然是很大的。

 

英国国有企业占工业的比重曾经相当大,即便现在,奥地利仍然有一定数量国有企业。尤其在就业比例方面,国有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明显要高于中国国有企业提供就业岗位的比例。而在世界500强中,中国国有企业占有一定数量,但是这些企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从就业份额上来看,比重是非常小的。

 

再来看印度,在甘地改革之前,印度的钢铁业95%的产能都是国有的,即便搞了20年的私有化的现在,国有资产在钢铁石油化工领域仍旧占非常大的比例。所以你说,奥地利和印度算不算市场经济标准呢?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劳工市场。

 

大家知道最近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都签订了双边贸易条款,其中一条条款是针对第三方的,实际上所谓第三方就是针对中国。这条条款表明,双方不能不经过对方同意,擅自和第三方签订协议,引进每小时工资低于多少的劳工产品。大家想想这样的规定是市场标准吗?如果是市场标准工资应该是随行就市的,不应该有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所以在我看来,这也很难算是「市场门槛」。

 

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有些人说,这二十多年来的全球一体化带来了一个趋同化的趋势。就是说,我们现在搞的其实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了,而它们也没有人说,它们搞的就是纯粹的市场经济。

 

如果要讲计划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任何国家都有这样两种作用。如果要讲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也没有任何国家说可以只要一样。但是不是这两种国家就是一样的了?其实不是的。不但不一样,而且还越来越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在世界上某些国家那里,意味着政府权力不减,但推卸福利责任;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时要维护老百姓的福利。因此这两种体制表面上看趋同,但实际上完全相反的。

 

全球化过程实际上使这种两种相反的特征都在不断强化。在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但是责任越来越大;在另一极,造成它们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是责任越来越小。这样下去肯定要出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也是很难逆转的。但是这里的确有一个全球化到底是劣币驱逐良币,还是良币驱逐劣的问题。

 

全球化从理论上讲应该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也的确给我们中国带来了好处。我这里讲的好处不只是说全球化在过去二十多年里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我们在体制上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至少在改革三十年以后,我们中国人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从纵向的角度看都比过去进步了很多。

 

全球化的一个结果是,西方的工会制度、福利制度出现了一定的衰败。我们中国人是把这些事情当作西方人的笑话看,还是把它们看作对我们也是一种威胁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我们说,以前我们中国改革决定的是中国的命运的话,那么现在,中国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着世界的命运,决定着全球化到底是趋向于一种良性的进步,还是趋向于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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